恶魔的小宠儿下载，黑人抗议文学

撰文| 汤明明

黑人平权的道路还有多长？受“弗洛伊德之死”影响，作家伊吉玛·奥洛

（ Ijeoma Oluo ）

的《你想谈种族问题是吧？》

（S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Race）

登上了亚马逊畅销榜前十，她谦虚地称自己的书只是了解种族主义的入门书籍，读者需要进一步阅读更具“革命性作品”加深自己的理解。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终结充满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仅仅只是口头上说一说以及互相理解，还远远不够。要知道，数百年来，黑人一直都在记录和分析这个‘谋杀系统’，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将其全部记录下来。要想真正了解种族主义，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尊重。”

“黑人文学”或许是我们了解“黑人历史”以及奥洛所说的不断被记录的“谋杀系统”的镜子。它记录了黑人生存幽微隐蔽的一面，以及黑人在争取解放和平权运动中所付出的抗争和代价。当他们一度被禁止掌握读写能力，接受教育时，大量的黑奴自述就是对蓄奴制的控诉。然而随着“黑人文学”的发展，它不再是简单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工具，黑人作家在思考种族问题的同时也不再仅仅书写暴力和仇恨，而是进一步思考了黑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在非洲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力量。

今天我们选取了几个不同时段的作家作品，探讨他们在反思“白人至上主义”时是如何书写“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会着被边缘化的痛苦和孤独，在白人文化依旧占据霸权的社会，艰难地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谈论黑人”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现代社会，揭示白人对种族问题“有限度”的承认。

从赖特到鲍德温：

仇恨之外，如何书写“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家湘在《黑色火焰：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中对黑人文学的发展脉络做了详细的梳理。她指出，在经济大萧条和黑人权利运动高涨的1960年代，“美国黑人文学密切反映了黑人在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美国生存状况和心态”。因为黑人一直处于社会压迫的最底层，经济危机对黑人的生存境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加剧了种族矛盾，左翼思想和美国共产党的发展也对黑人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0年代到1940年代，芝加哥成了黑人文学运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如《黑人文摘》、《黑人故事》、《芝加哥卫报》等具有影响力的黑人文学期刊，为黑人作家提供创作园地，同时罗森沃德基金会也给予作家经济支援，让黑人作家专心从事创作。同时期，芝加哥大学社会系也开始对美国城市黑人贫民区和种族关系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黑人文学应该反映底层黑人的不满和抗议，以使白人意识到黑人生活中的问题”，由此出现了以理查德·赖特为首的“黑人抗议文学”。

赖特在代表作《土生子》中讲述了一个因备受压迫和歧视而自暴自弃，并反过来残害无辜的白人的故事。比格·托马斯是生活在芝加哥黑人贫民窟的青年，被介绍给白人多尔顿当锅炉工和司机。然而在上班的第一天，比格送雇主喝醉的女儿玛丽回家，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自己和白人女性共处一室以死刑处死，情急之下闷死了玛丽。为了掩饰罪行，比格又一连串地杀了更多人，直至罪行暴露进入监狱。虽然律师马克思替比格辩护时称“种族歧视和极端贫困是使比格犯罪的社会因素，强调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比格还是被判处死刑。

《土生子》，[美] 理查德·赖特著，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6月

虽然赖特试图以极端的方式展示黑人被扭曲的心灵，但过多的暴力描写和宣传式的语言也让这以抗议式的小说遭到了质疑。詹姆斯·鲍德温就提出了对赖特式的“黑人抗议文学”的批评。鲍德温将“爱”视为自己重要的理论资源，认为主张以控诉方式抨击种族歧视的文学不仅让暴力和仇恨占据了爱和恨的位置，还会加深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出版于1963年的散文集《下一次将烈火》就集中呈现了这些观点，并指出种族歧视的根源来源于白人对权力的病态迷恋，而黑人和白人都需要面对“如何利用黑人历史”的问题，抛弃肤色政治并承担责任。

散文集由两封信件组成，第一封《我的地牢在震动》是在黑人运动100周年写给侄子的公开信，第二封《十字架之下》记录了和黑人穆斯林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的分歧和信仰危机，当时亚拉巴马州发动了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在书中鲍德温回忆了贫穷的童年生活和布满种族歧视创伤的经历。他13岁走去图书馆的路上被警察强行搜身。三十多岁和朋友去喝酒，酒保以看起来仍像男孩为理由拒绝给他和同伴威士忌。即便如此，鲍德温却拒绝将白人视作对立面，反而认为他们缺乏爱的能力。

《下一次将烈火》，[美] 詹姆斯·鲍德温著，吴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

但这绝不代表鲍德温对黑人的生存处境缺乏洞察，对白人抱有盲目的乐观。他指出由于长期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待遇，底层的黑人无不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中。自己出生长大的哈莱姆就有一股让黑人堕落的力量，青春期的他一直害怕自己成为沉迷与酒精、毒品和性，自暴自弃的黑人中的一员，因为仅依靠个人奋斗根本无法改变恶劣的生存处境。鲍德温进一步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美国白人的殖民叙事，以及对殖民叙事的反抗会引起白人内心的恐惧的原因。因为如果承认黑人并不比白人低等，白人就会因为失掉了自己的身份而感到危险。“在白人的世界里，黑人就扮演着一颗不动的星星的角色，就像一根无法被移开的柱子，如果它被移开，天地的根基都会动摇。”

詹姆斯·鲍德温 图片来源：instagram

不过鲍德温并不认为黑人需要让自己符合白人的标准而证明自己优秀，他希望黑人可以从自身的传统中挖掘力量并以此来与白人抗衡。与此同时，鲍德温还警惕黑人在反抗的过程中走向另一种“威权”。但他反对将所有的白人视作魔鬼的观点，认为这是“罪人应该永世下地狱”的另一种表达。他认为“愤怒、仇恨、谋杀、对白人的仇恨之深以至于常常迁怒到自己身上，让所有的爱、信任和欢乐变得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鲍德温在后期的创作中还是体现了他所反抗的“黑人抗议文学”的特点。王家湘指出，鲍德温在接受昆西·特罗普访问时说“美国的语汇无法反映、包含真正的黑人生活的表述。因此唯一的对付办法是以暴力来摧毁这一语汇赖以存在的设定观念。我试图去做的，或者说我试图去解释说明的是，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打碎了社会契约而不承担后果的，而那后果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无一能够幸免的大混乱。”

《宠儿》到《蓝色的眼睛》：

被侮辱的记忆和扭曲的身份认同

托妮·莫里森在《宠儿》揭示了奴隶制对黑人女性的摧残以及如何和这种痛苦记忆和解。黑人塞丝受到奴隶主的追捕，因为不想让女儿成为泄欲的工具，或为种植园生产更多的劳动力，重复自己命运的悲剧，亲手杀害了还是女婴的宠儿。从那以后塞丝就失去了对颜色的知觉，“仿佛有一天她看见了红色的婴儿的血，另一天看见了粉红色的墓石的颗粒，色彩就到此为止了。”

宠儿像是一个承载了深受奴隶制迫害的黑人的幽灵。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认为没有必要搬离闹鬼的房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如今这个幽灵不断逼迫他们想去他们试图遗忘的记忆，她让塞丝想起自己怀着身孕的逃亡，脚烂得像筛子一样躺在草地上；让保罗·D想起自己戴着镣铐和毫无希望的生活一样凿石头的过去；以及艾拉想起自己被奴隶主用车闸敲掉的下牙，生下一个“毛绒绒的白东西”。

《宠儿》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6月

因此黑人女性一起帮助塞丝驱赶宠儿的过程也象征着黑人奴隶需要面对被奴役的过去，并通过构建自己的历史完成对种族压迫的控诉。女人们几近癫狂的吼叫对于塞丝来说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塞丝也加入了黑人女性的吼叫试图和她们一起驱赶痛苦的记忆。当布满奴隶制伤痕的宠儿被炸得七零八落，也象征着黑人面对自己过去并完成了控诉。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讲述了一个被排斥的黑人小女孩的故事。11岁的黑人小女孩科佩拉一直受人排挤，她将得不到喜爱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又黑又丑”，她渴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消失，幻想自己能有秀兰·邓波儿一样漂亮的蓝眼睛和白色的皮肤，这样父母就不会对她视而不见，去买糖果时店主也不会对她露出嫌恶的目光。直到年幼的科佩拉被这种愿望折磨得发了疯也没能明白，让她备受孤立的根本原因是无孔不入的种族歧视。

托妮·莫里森 图片来源：网络

科佩拉的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因为无法改变和控制的事遭到痛恨和排斥，又将这种排斥视为理所当然，那么这种“不言而喻的态度所导致的巨大的悲剧和致命后果”。因为鲜有人可以在这种摧残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实现自我的重构，更多的是从一个自暴自弃的受害者变成损害他人的人，或是像佩科拉这样，因绝望和孤独而癫狂，从一开始就被切断获得爱和希望的路径。

但莫里森并不想要读者止步于同情，而是想要探讨为何佩科拉“渴望自身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愿望蕴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虽然詹姆斯·鲍德温强调“黑人也很美”，但占据主导的白人社会的审美和社会文化对黑人的心理结构造成冲击，无孔不入的白人文化让黑人文化变得支离破碎，黑人不得不向中产阶级白人的价值观靠拢。故事最开始以小女孩克劳蒂亚这一外人的视角展开，“大人、大女孩、商店、杂志、报纸、橱窗标志——全世界公认所有女孩都会把那种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红色皮肤的娃娃当作宝贝。”但是克劳迪娅却对这样的娃娃丝毫提不起兴趣，甚至想要拆掉娃娃，“看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看看它哪里可爱，哪里美丽，哪里吸引人”。克劳蒂娅对娃娃的排斥和科佩拉对秀兰·邓波儿的迷恋其实属于同一根源——白人女孩形象的审美霸权，以及自己身份的被剥夺。

《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著，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8月

可以发现，科佩拉对自身的厌恶还通过世代传递。在克劳迪娅看来，佩科拉一家将这种自我厌恶穿在了自己身上。“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而广告牌、电影和人们的目光也都证实了这一切。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离开了熟悉的黑人社区到了俄亥俄小城，电影院内西方白人的形象和幸福的生活让她觉得自己充斥着贫穷的生活难以忍受，因为电影中的白人男性不会打老婆。因此她忘记了自己童年在自然中可以汲取到的快乐，不仅将电影中对“美”的描绘看作唯一的定义，并讨厌自己“又黑又丑”的女儿科佩拉，甚至在白人的雇主家庭投射自己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将雇主的肯定视作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漠视也直接导致了佩科拉对自我的怀疑。

《最蓝的眼睛》印证了当黑人无法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并认可自身的文化传统时会遭受怎样的悲剧。如同莫里森在故事的开篇就描绘了一幅白人中产家庭幸福生活的图景，并将这一段落重复了三次，并抽调了标点符号。它就像是已经疯癫的佩科拉脑海中的臆想，诅咒她无法挣脱被排斥和孤立的命运。

《美国佬》：

“谈论黑人”变成“政治正确”了吗？

翻开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长篇小说《美国佬》，你可以看到她“不加节制”地嘲讽了现代社会中，黑人所遭受的偏见和歧视。她一方面强调仍然依附在黑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如“新闻报道里出现罪案时，祈祷犯案的不是黑人；假如犯案的是黑人，此后几周远离案发现场，不然你可能会因符合疑犯的特征而被拦下来。”另一方面又不留情面地揭示了美国对种族问题“有限度”的承认，以及当“谈论黑人”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和彰显同情心和道德优越感的方式，黑人实际的生存处境又是如何被遮蔽，黑人本身又是如何被污名的。如“假如你上常春藤盟校，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对你说，你是全靠平权法案进来的，别甩出你高中时满分的成绩；而是温和地指出，平权法案最大受益者是白人女性。”

表面上，这是一个遵循了“离开—归来”的模式，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伊菲麦露和奥宾仔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各自奔赴异国，多年后又在尼日利亚重聚。离开前他们对“种族问题”并未有清晰的认知，等踏入心向往之的土地，却发现原以为更能找到归属感的，帮助自己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梦想的国家却屡屡将他们拒之门外。异域漂泊加剧了主人公的孤独、惶恐和身份的错位感，他们一步步打碎了自我的臆想，不再对西方文明抱有幻想，重新确定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非洲文化的认同。

《美国佬》，[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著，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

在小说中，头发是身份认同重要的象征。伊菲麦露发现，美国的化妆品杂志上，黑人女性通常以直发的形象出现。普通非洲女性也试图用各类对头发有害的化学产品抹去天然的、卷曲的“非洲特征”，试图以一头直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即使伊菲麦露不会像佩科拉一样渴望蓝色的眼睛，但她仍需要拉直头发才能获得工作机会，当自己的头皮被烫发的药水严重损坏，不得不剪成超短的非洲爆炸头时，她甚至请病假不去上班。头发也一度成了自己和有着金发和运动员身材的白人男友之间的障碍，认为自己不会被真正接受。

与此同时，“黑人”也被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并抹去差异性。伊菲麦露揶揄到“亲爱的非美国黑人，当你选择来了美国后，你就变成黑人”“不管是否是牙买加还是加纳人，“我们全都在某一时刻，加入了‘前黑佬协会’”。此外，伊菲麦露发现自己需要在“黑人学生联合会”还是“非洲学生会”间做选择，在“美裔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做区分，因为后者带有浓烈的奴隶制烙印。然而黑人的实际生存处境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只要白人依旧占据文化霸权，黑人终究是边缘的，被标签化和曲解的存在。

所幸的是，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黑人替自己发声的空间和被看见的机会。伊菲麦露发现了一个名为“快乐的卷毛组”网站，成群的黑人女性在上面展示自己天然的头发，将直发膏称作“乳状可卡因”。这种“黑人女性运动”无疑鼓舞了伊菲麦露，甚至主动放上了自己天然头发的照片，并逐渐接受了自己。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图片来源：instagram

真正让伊菲麦露对系统性的种族歧视进行还击的是她开了名为“种族节”的博客。这些博客往往都有一个吸人眼球的标题，洋洋洒洒地写尽了自己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族问题的反思，试图挣脱加诸在她身上的种种标签，批判种族主义带来的刻板印象，不再将“融入白人的标准”作为被认可的方式，反对种族歧视和单一叙事的危险性。当博文以“假如一个美国黑人正在对你讲述黑人的经历，请别急于搬出你自己人生中的事例”，伊菲麦露试图夺回属于黑人的话语权，颠覆白人的想象。

然而这种反复的诉说本身也反映了黑人所处的弱者地位，需要不断地解释自己遭受的处境才能让人明白自己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困境，这也表明这片土地也没有提供适合伊菲麦露们生存的土壤，因此曾经想要摆脱的尼日利亚变成了难以抹去的乡愁。时隔十五年后，伊菲麦露重归故里，因为那是“她理应的归宿”，“她唯一可以深深扎根而无需时常用力把根拔出来，抖落泥土的地方”。虽然表面上，伊菲麦露和奥宾仔在尼日利亚的团聚宣告了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的终结，但它本身却也是被标签化和边缘化的黑人是如何失望地离开拒绝他们的土地的，从这一层面来说，黑人平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汤明明

编辑｜张婷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