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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18年南方势力倡行的护法运动，标榜维持《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其间的实际政治运作其实远超法理考虑，既有南北分野（地理、政权）的观念，更有省籍意识、省政自治的作用。这些因素往往潜伏于历史底部，隐而不显，却对于护法运动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1917年广东护法发端之初，围绕北方军人属性的省长朱庆澜的去留问题，粤、桂、滇、北洋各派势力展开互动博弈。若论政见主张，朱氏近于孙中山民党和在粤滇军，但其出身背景在粤人自治的语境下却不合时宜。桂系排朱，亦是打着“粤人自治”的旗号，实质不过是权利之争。段祺瑞内阁任命朱为省长，本以之为打入南方之棋子，双方却因护法问题而分道扬镳。护法旗帜与省籍潜流交相作用，互相牵制，朱庆澜辞任粤省长一事显示出极其复杂的历史信息。

一

北方军人掌粤省民政

1916年6月袁氏去世后，《临时约法》恢复，政制回归府（总统黎元洪）、院（总理段祺瑞）共同执政的格局。7月6日，黎下总统令，重新调整川、粤、桂、滇、黔、湘、浙各省的督军、省长人选，其中尤以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的任命最受瞩目。这是护国军事收束以后，北京政府对于南方各省势力分布的重新确认。

陆荣廷时任肇庆护国军务院抚军，正统兵在粤，与李烈钧的滇军合作，武力逼迫被指为“祸粤”的督军龙济光离任。陆氏兵锋正盛，颇有威望，其任粤督并无多少异议。惹起巨大争议的是段祺瑞内阁挑选与粤向无关系的朱庆澜出任粤省长。粤人对其可谓缺乏认识。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籍贯浙江绍兴，父名星桥，为山东刑幕。朱氏起家于奉天捕盗，“所至搏击豪强，肃清匪盗，不辞劳怨，为长官所赏，命任绥靖营统领，是为公统兵之始”。其以军人身份，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赏识，随之奏调四川，摺升第十七镇统制，“隐为西南军队桢干”。1913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巡按使，但拒绝参与袁氏帝制运动。可见朱氏虽非北洋嫡系，但北方军人的属性明显。后因黑龙江省政争而落职居京，不久遂有广东省省长之任。

舆论对此任命多不看好。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的广州通讯指出：“朱无民党之助力与信任，且朱之声望素不见知于粤人，贸然来此，恐难获取一般人民之好意。况朱在他省政绩又未必大佳乎。粤省将来政治欲求起色，则必以粤人所深知爱戴之民党中人为省长而后可。”果然，广东省议会以“朱氏前既被逐黑省，劣迹秽声不言而喻，焉有不容于黑龙江而容于粤省”，电请中央收回成命。据闻在京的广东同乡亦反对朱氏出任粤省长。

朱庆澜几经考虑仍决意就职，一方面展现其柔软手段，发布南下启事，婉拒人情请托：“此次奉令为广东省长，屡辞不获，只得勉力就职。现拟轻装减从，克日南下，仅带办事随员四五人。无论亲友，如不得庆澜同意，贸然前往，不但无事位置，并不致送盘费。”其只带韩次君、邓忠灜、张逢伯等数名随从入粤，的确颇具胆识。另一方面则在京向中央和中国银行申请，为粤省成功贷款三百万元，年息六厘。此款对于兵事初平的粤省不无助益，算是一份给粤人的见面礼。

朱氏入粤途经香港，在当地商会设宴欢迎的场合，首先宣示就职缘由以及为政方针，值得仔细分析。

庆澜虽不是军人，可是统兵时候多。虽是南方人，可是住在北方时候多。吏治本非我所长，而广东又是我未到过地方，所以这一次奉命长粤，再三婉辞，未邀大总统允准，但是此次决非运动与乞情而来，想诸君必能原谅！况广东正当大乱之际，纵使心存规避，而实义不容辞，所以单骑前来，曾不自量之极。庆澜既不通治术，又不熟悉地方情形，儿所有一切施政方法、先后缓急，还要仰仗诸君的指教。不过，庆澜所敢自信者，粤省虽然是一个财赋之区，庆澜决不敢妄取一钱。粤省虽是派别纷纭，庆澜决不敢偏于一党。且庆澜素日即反对官场习气，向不主张任用私人。此次到粤，在职一日，必当守此数言，断无更改。

这一番宣示，谦虚谨慎，较好地回应外间对其以北方军人掌粤省民政的质疑，且以公平不党自励，予人耳目一新之感。

朱庆澜于8月24日抵达广州，25日从龙济光手中接印视事。龙氏率军于10月撤至海南岛。桂系陆荣廷对于朱庆澜南下就职极力反对。据闻朱氏“本小站系旧人，与段总理不无瓜葛”。又有传言：“因段总理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之际，以不欲将广东委诸民党之手，故特派朱庆澜监视陆督。如是自然易起冲突。龙济光之率兵移驻琼州，号称五千，实有一万。为若广东事起，以龙助朱省长之备。”事实上，朱庆澜不久即为同城的龙济光（其时听命中央）辩诬，“未闻有加募十营之事，修筑炮垒更属子虚”。此电更加深了桂系对朱、龙联手的疑虑。

最为关键者，中央下令划分粤省督军、省长权限，警卫军、警备队及水陆警察部队归省长指挥，督军只统辖国防军。陆荣廷托词需要全权处置粤中匪患问题，既要掌控和编汰全省军队的全权，也要相应的财权加以支持特别是编汰军队问题，“粤省军队前后两次独立，增加多至数万，毫无纪律，不惟徒费饷糈，而且遗害地方，必须另行编汰，认真整顿，以归划一而肃军纪”。矛头所指，即在朱庆澜提前到任，并因与龙济光合作而取得的警卫军（后改编为省署亲军）。与桂系友善的刘承恩却向黎元洪大打包票：“承恩至肇旬余，察其〔陆荣廷〕对粤意见，以为政府能假以事权，拨以定款，势必尽力图报，将各军整顿完妥，境匪肃清，仍拟乞退。”

龙济光托朱氏转交督军印信予陆，又引起朱氏行将兼署粤督的传言。9月11日陆荣廷电请中央，派朱庆澜代理督军职务，自己返桂养病。两天后陆却态度转变，同意在肇庆接任粤督。其解释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粤中绅商各界及各路军队纷纷来电，要求恳勿离粤，附敦肇庆商民遮道攀留，泣如雨下。盖以龙督虽已交卸，而各属民军多尚援地捐勒，一般溃兵、上匪又复假冒名义，肆行滋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荣廷初意以为朱省长已经视事，必可镇慑，讵料廷未抽身，民心惊惶若是，安敢惜一己之微躯，致负全粤之切望，迫得俯顺舆情，勉为维持。

这是陆荣廷暗示说朱无力处理粤省乱局，且民心不附朱。陆荣廷于10月14日至广州视事。其抵后发表讲话，以部众仅二万人，不敷剿匪之用，“电请中央拟借警卫军四五十营，分路大举，限六月肃清，即将各军交还”。真意仍在攘夺朱庆澜的警卫军兵权，但未获中央首肯。

广东的朱、陆相争，在政坛已是公开之秘密。前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在原籍广东顺德居住，向黎元洪禀告粤情：“现在朱省长已接印任事，布置均有条理，而陆督军虽谋军事统一，恐难办到。朱子乔熟谙军略，清治内匪，自可胜任愉快。且其人心地纯正，可为中央一臂之助。陆督军淡泊名利，亦断不争此一席也。朱、陆异同之虑，庶其免乎。”可见朱氏以军人性质，既能独立于桂系武人势力之下，平定匪患尚非难事。

朱庆澜到粤以后，施政表现亲民，政声不错。粤海关情报显示：“由于朱省长经常便装出访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本地警察局局长挑选了两个能讲浙江话的聪明的侦探跟随和保卫着他。”《字林西报》广州通讯亦称：“朱庆澜不失为好官，确为粤人所爱戴，往往轻车简从，出入街市，有时察视学校等机关，既不先行知照，又无繁文缛礼。每遇大会，辄杂处平民中，颇有共和风度。且慷慨资助各种公益善举，中国南部体育会举之为会长焉。”朱氏迅速赢得省议会和民众的支持，又得中央暗助，桂系虽然处处留难，但仍无可奈何。

11月朱、陆皆自请辞职，政府为免引起粤中政争，仍主维持原状。副总统冯国璋去电和解，“劝勿各自主张个人意见，极宜和衷共济，维持粤局”。1917年3月陆荣廷赴京与段、黎商讨粤事，“其中尤以更调省长一事为要”，仍未能撼动朱的省长地位。

陆荣廷无奈返桂，广西督军陈炳焜自请调任广东。府院虽一度犹豫，最终还是勉如所请。1917年4月，陈炳焜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改任两广巡阅使。陈氏甫一到任，便继承陆荣廷初意，要求统一全省军权：“如欲予负粤省全局之治安，则须畀余以统一之军队，警卫军当完全归督军统辖，否则予仅能任编练陆军之责。”此议仍未得时机实行。

二

粤省北伐的虚与实

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在督军团的压力下，违法解散国会。西南各省对此颇有违言。20日，粤督陈炳焜、桂督谭浩明宣言“两广自主”，继而宣布“戒严”。

仰恳我大总统始终不背共和立国之精神，速筹适合国民心理之正当救济方法，或即恢复旧会，或克期重组新国会，俾全国民意有所攸托，不至危及国本，此后善后事宜，自不难徐图解决。炳棍、浩明并敢宣告全国：于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法律既失效用，即无责任可言，虽有贤达出组内阁，炳棍、浩明决不敢以非法误人，且以自误。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件，径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涉，俟将上项问题完全依法解决，再行听命，此皆炳棍、浩明万分不得已之苦衷。

桂系所谓“自主”的法理分为三层：总统，尊奉黎元洪；国会，恢复旧国会或重组新国会，后者显然不合《临时约法》的规定；内阁，不承认北洋内阁，故两广不受命，但未提及讨伐叛逆的问题。9月9日，陈炳焜再向记者补充说明：“自主与独立不同，独立则与政府断绝关系，立于反对之地位。自主云者，若有合法者则以己意从之；不合法耶，则以己意拒之之谓也。”有意思的是，陈炳焜倡言“自主”，朱庆澜亦附和之，两人仍“事事请命中央，亦以招党人之疑”。如王顺存辞警察厅长职、保荐魏邦平继任、王有蓉任知事“皆请部令而行”，并遵部令欲迁移金库。

不过，朱庆澜对于共和危机的解决颇为热心，既反对张勋复辟，亦反对段、冯拒绝恢复国会。政见不同，使之与北方渐行渐远，同时逐渐靠向南方势力。6月初，朱氏先行邀请滇军李烈钧和民党陈炯明返粤，商讨北伐事宜。

其后李、朱联合，准备举兵北伐。冯国璋18日在对日本多贺中佐的谈话中指出：“根据各方情报，广东李烈钧和朱庆澜团结一致，在岑春煊、唐绍仪、孙文等支持之下，正在逐步推动举兵计划，只有陆荣廷目前仍属态度不明。自一般形势而论，两广早已不管陆的态度如何，继续对宣布独立的各省督军施加压力，云贵也予以响应，陆荣廷也只有追随而已。”冯认为两广将追随李、朱北伐，不无误解，毕竟陆荣廷作为桂系首脑，仍能掌握两广大局；但陆荣廷起兵态度消极，朱、陆矛盾进而激化，亦是实情。

其时粤省支持护法的民气颇为激昂。各界人士在广府学宫明伦堂开公民大会，据云“到者数万人”，以黎镛为主席，决以“拥护国会，催促出师”为宗旨。会毕，派代表分别谒见陈炳焜、朱庆澜和李烈钧。《申报》报道：“陈督军之意谓，出师讨逆，本所主张，但非法行动则不敢附和云云。代表等退至头门，复由容伯挺申述陈督军明瞭态度及坚确决心。代表既退，数千人又同至省长公署，举代表入见朱省长。朱云：讨逆必见诸实行，但广东军实不丰，不免稍形棘手，然予身本为军人，则带兵亦所甚愿云云。后李协和军长亲自演说，谓自有公民请愿以来，以此次广东公民请愿为最有价值。”朱庆澜和李烈钧由于客居粤省，积极准备出兵北伐，借此离开桂系控制，另创新境。而陈炳焜的公开态度则模糊不清，难以捉摸。

桂系的策略不是直接反对，而是借口实力不足，趁机敛财、收兵。督军署召开紧急会议，陈炳焜提出扩充兵械、筹集军饷，故须设筹饷局。李烈钧表示支持，“鄙人亦以为应有之事，惟望粤人尽力以得巨款云集”。省议会议长谢己原也无奈同意，“省议会对于筹款必须依法而行，现在戒严期内，尽可由督军对于筹饷局得以全权行动”。军事方面，陈炳焜确与朱庆澜等人商谈过出师讨逆之事，“由江西、湖南、福建三路出兵，张开儒率滇军十营向江西前进，莫荣新率桂军十营向福建前进，方声涛镇守赣南，以为策应”，然“议定未发”。

据闻，李烈钧和其他滇军将领对陈炳焜不积极派军北伐颇为不满，留驻粤省的滇军（约5000人）准备发兵讨陈，朱庆澜则站在李烈钧一边。另一方而，朱庆澜施政，与滇系接近，更加深了与桂系的矛盾。“如公署内新委之科长、科员与及新委南、番两县知事，皆属与滇军有关系之人，故论者或疑省长本无兵权，而欲借滇军以自重，流言滋起。闻政务厅长已力劝省长引退，而财政厅长严家炽已实行辞职。警察厅长王顺存亦决定辞职。此两厅长既辞，则省长亦势成孤立，有不能不去之势。”

滇系首脑唐继尧密电徐之琛，告诫驻粤滇军切不可妄动离粤，实质阻挠了北伐计划。其谓：“滇军离粤，无论出闽、出赣、出湘，均不合计，曾迭电该师长等，力持镇定，一面与龙〔龙济光〕联络，静候本督军命令行事，何以并不遵行，徒龂龂于饷械之争，纵使要求得遂，我军率尔离粤，必致就此逐客，陷于进退两难。该师长毫不加察，必为人所暗算。”

最为重要者，陈炳焜以“自主”时期全省军事必须统一为由，下令接管觊觎已久的省长公署所属的警卫军，成为陈、朱争持之焦点。陈氏此时敢夺朱庆澜兵权，因为朱之权力源于中央，既然不承认段内阁，自也无须顾忌。宣布“自主”当天，陈炳焜即派林虎见朱庆澜，要求移交全省警卫军104营（另说120或40营）。6月24日，陈炳焜发表接管省署警卫军通电：“所有全省警卫军应即改隶本督军直辖，原设警卫军总司令即行撤销，并请朱省长将该司令部职员暨警卫军官佐衔名、弁兵名额、薪饷数目分别造具清册，刻日咨送接管。”朱以准备出师讨逆为由，据理力争，才获准从警卫军中抽出20营作为省长亲军，仍归自己统率。朱氏随即委任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此粤军20营基本上是护国之役中的陈炯明旧部。陈炯明在1916年收束军事时，对朱全力支持，彼此感情融洽。因此朱庆澜急邀陈回粤，假以亲军司令之名义，奉还旧部，借为己助。

自陈炯明与朱庆澜结盟，遂赴沪劝说孙中山来粤。“时陈炳焜督粤，炯明与联宗谊，得居其公署，充高等顾问，复时与省长朱庆澜往还。未几，督军团叛变，张勋复辟，炯明适赴沪，至则闻孙公倡言护法，联海军舰队谋取江浙沿海地方为根据，始谋上海，不果；继谋宁波，亦不果。炯明乃诣孙公献议赴粤。孙公云，吾正欲赴粤耳。会驻粤滇军第三师长张开儒率先来电赞成护法，并致欢迎之意，李烈钧在沪，闻电亦遄返粤。于是孙公决赴广东。”有学者甚至认为：“陈之拥有实力并亲自北上劝驾，对孙中山及舰队南下实有决定性影响。”实际上，陈炯明取得20营的控制权，尚在朱庆澜离粤以后。继任省长李耀汉拟辞职，尚有警卫军诸将领挽留。陈炯明可能直到莫荣新时期，省署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才真正掌握这支20营的队伍，成为日后东征伐闽的主力。

通过陈炯明牵线，朱庆澜积极将孙中山的民党势力引入粤中。既派政务厅长冷遹到上海欢迎国会议员南下粤省，又去电欢迎海军南下护法。若非朱庆澜的热心，孙中山未必能下定决心，迅速赴粤护法。

值得注意的是，桂系也欢迎孙中山、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邀请、集会、接待等工作亦在进行。双方不同者，据代表孙中山接洽粤军政当局的邹鲁的观察：“朱庆澜省长绝对没有什么条件，愿意拥护总理的主张。陈炳焜督军表示护法是应该的，但是广东财政不足，用起兵来，非开赌禁不可。当时我知道他别有用心了。”

桂系意在收拢反北势力以自固，但并不同意在粤召集国会与成立政府。北洋密探马凤池报告称：“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陆使（荣廷）、陈督（炳焜）均未附和。朱省长（庆澜）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其对朱的观察——引孙自保，确有所见，但后续桂系与孙的关系却因朱庆澜主动辞职而生变化。

三

朱庆澜离粤与孙、陆合作

孙中山身边为数众多的粤省精英倾心于地方自治，主张粤人治粤。为此胡汉民担任粤省长的呼声不断。尽管民党受到北方军人身份的朱庆澜的欢迎，但朱毕竟只是缺乏实力的外来者。相较而言，两广山水相连，语言相通，历来关系密切。而且桂系作为两广的实际掌权者，民党无论立足还是北伐，都需要与之合作。

7月胡汉民亲赴南宁，邀请陆荣廷来粤护法未果。稍后孙中山派遣邓家彦、黄大伟作为个人代表，赴广西武鸣邀请陆氏到粤。8月12日，赴粤国会议员推举吴宗慈、王正廷、马君武、秦广礼等四人赴桂，欢迎陆荣廷来粤，“主持讨逆军事”。次日吴宗慈等人抵梧州时，巧遇从武鸣归来的邓、黄二人，“据述陆氏有病，暂难来粤，护法讨逆，匪异人任，不日将来武鸣，余等可免武鸣之行矣”。不过吴宗慈等人还是继续前行，在南宁见到了陆荣廷。

国民党系的报章《中华新报》报道了邓、黄谒见陆荣廷的详情：陆氏力主黎元洪复位，不满意冯国璋之继位总统，“我辈现在南方起义，冯、段必联为一气，若西南亦能联为一气，自能抵抗，否则徒供敌人攻取而已。我们西南的省分只有云贵、四川、两广以及湖南，而云贵方有事于四川，湖南又危在旦夕，我知我好比林中高树，那北洋派不斫我，更斫谁来？所以我虽在病中，我却早有预备。至于湖南，乃与广西为唇齿。唇亡则齿寒，无湖南便无广西，无广西我辈便无退路。我宁拼我老命，不能不力援湖南。言罢复伸拳切齿曰，只有打而已，大有灭此朝食之慨”。但陆氏对于国会议员能否全体南下不无疑问。“现在国会要在广东召集，只恐北方的议员不能来。若仅南方的诸员，何能代表国会全体？”“最后言赞成孙中山先生计划，但眼前不能来粤，相与筹议，殊深歉仄耳。”该报道绘声绘色，可知陆有较明显的南北纷争的观念，对于抗北具有坚定信念，但由此出发，对于护法的见解则颇偏狭。至于所谓赞成孙中山计划云云，则不能视作实录。

吴宗慈等人面谒陆氏的具体情形，见于其《护法纪程》。今亦摘录如下，以资比较：“（陆）对于援湘之举，已有决心，意极诚恳，但力持谭组庵（湘督军）须有决心，并须湘省先宣布自主，然后桂军可径入湘境。此时桂军三千人已发桂林，抵湘边界。所须湘先自主者，陆恐骤入境，人将谓桂侵略湘地也。”“对于大局，力主黄陂复位为合法，另举总统，所不赞成。对于在粤组织政府，主由西南各省派全权代表，立一会议机关。以后进行各事，均由此机关发动。对于国会事，主暂缓开会。俟军事得手后，集会于武昌为当。并谓在粤集会，北省议员敢来耶？意调秦君广礼。秦谓鄙人籍黑省，乃中国极北地，鄙人既敢来，则请从隗始，当无不敢来之理。陆笑颔之。”“对于两粤之局，主先解决粤事。粤事为梗者，一为朱庆澜未去职，恐与北方暗结合；次则滇军不受粤督调遣，意谓粤事果完全解决者，则无后顾忧，驻粤桂军，可调作援湘之用。至来粤事，则以病躯未愈谢。意与孙中山不惬也。”

吴宗慈的记载当更能反映陆荣廷的真意：赞成援湘抗北，拥戴黎元洪复位，质疑国会复会广州的可能性，并反对在粤组织中央政府，同时提出解决朱庆澜问题为合作前提。“意与孙中山不惬”确是实情，所谓足疾不过托词而已。

相较而言，孙中山对于南北问题较为开放，不以地域为限。7月25日。当记者问及解决当前时局，“究属谁之仔肩”时，孙氏答言：“君主专制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故南人有慕君主专制之风者，必趋附于北方；北人有慕共和立宪之风者，必趋附于南方，自然之势也。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拔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于南方。”“兄弟主张在粤省聚集国会议员，组织统一机关，请陆干卿速出主持大计，电邀全国要人贲临，以共筹大局。”故其有信心有足够的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重新召集合法的国会。

粤督陈炳焜秉承陆荣廷之意，反对孙中山在粤组织政府。孙氏曾请陈炳焜提供海军和国会议员经费，陈表示“安有余力任此巨款？”孙起立高呼，声色俱厉，谓：“粤自宣布自主后，截留中央之款每月不下二百万，又增赌饷六百万，况省<议>会通过赌案原以出师讨逆为条件，今此举无非为讨逆起见，拨给应用最为合宜。”辩论半小时终不欢而散。

陈炳焜初时亦反对在粤召集国会：“国会地点宜慎讨论，免有敌者侵入广东之虑。鄙人担负保护全省治安之责，不得不言，请诸君详细讨论。”朱庆澜则明白赞成孙氏意见：“今日所论国会在粤开会，尤极赞成。鄙人前曾通电，主张速恢复国会，与孙先生之政见相合，至于粤省出兵讨贼，鄙人主张甚力，但后因道路阻隔，航运不便，故延迟至今。今宜乘北方纷乱之际，速即恢复国会，则共和可以维持。”省议会亦追随其后，致电诸国会议员：“应请诸君根据《约法》，自行召集以定大计，至开会地点究以何处为善，未悉有无指定，粤虽边僻，如公意以为可用，当表欢迎。”随着国会议员群起南下，以及程璧光率舰队加入护法，桂系为争取政治资本，行动趋于积极。陈炳焜因议员人数多，“恐旧烟酒公卖局地狭，不敷应用，现将派人商租旧海珠酒店”。陆荣廷致电陈炳焜，虽然反对成立南方政府，“不过旧国会的议员们可暂时留在广州。陆将会代表中央政府款待他们”。徐之探密电唐继尧，报告孙中山与桂系关系好转，“粤自海军独立，情势大变。中山诸公共两粤当道近愈融洽。陆已抵邕，与谭计划出师，两粤对外将趋一致”。

7月25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将广西省省长刘承恩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对调，刘氏未到任以前，广东省省长命陈炳焜暂行兼署。“有谓此次对调省长之件，北京政府系为迎合陆荣廷、陈炳焜之意而发”，特别是陈氏兼署省长之令，满足了一年以来桂系要求粤省军政全权的要求，意在拉拢桂系。同时表明朱庆澜引孙入粤，已经失去北洋政府的信任。朱氏以之为非法命令加以拒绝：“今黎大总统未经复任，国会未经回复，中央政府未经依法正式成立，陈督军暨贵议会未经协议变更自主主义以前，虽有非法内阁之命令，当然认为无效。”但朱之省长任命来自于北，权位难免大受影响，又有辞职之意。

省议会议长谢己原以个人名义商诸孙中山。孙中山“以为必须诚意挽留，且着己原转告省长，请勿萌退志，必须同心合力，挽救民国之危亡，而唐少川先生亦托其代表卢信君致意，诚恳挽留”。孙中山在黄埔公园集合民党诸人及国会议员，议定对付办法：第一，此项伪令必不承认；第二，朱省长必须挽留；第三，朱省长如必自行辞职，则以胡汉民暂代，刘承恩必须抵制。其进行之手续，第一条由省议会以会议形式发表，第二条则以省议员及学界（因朱素为学界所拥戴）担任，第三条则以警卫军各统领署名之书函发表。随后由熊略等十六名军官领衔发表警卫军宣言：“朱省长自到任以来，已久为吾辈军人所信仰，此次北方事起，对于救国行动，尤足令人钦敬。似此实万难任其去粤，倘将来万不得已出师，或他故而行时，按照自主办法，亦惟有由贵省议会另行选举贤能接任省长。”

细玩民党势力的表态，其实并未力挺朱庆澜续任省长。当记者问及朱庆澜的去留问题，张继所言更为直白：

朱庆澜问题在粤不能谓之好，亦不能谓之坏，惟前者与陆干卿意见稍有不合，后者粤之自主时代，朱不能事事满人意。盖于平和时代，尚能有为，于变乱时代，则稍差耳。粤人欲与陆干卿表示好意，及全其自主之目的，皆宜使朱氏离粤，但目下尚未成行。大约陆干卿到粤时，朱当去也，继其任者，前有胡君汉民之说，惟胡君欲让之陈君炯明。朱之去也，于粤事不但无损，且玉成之处甚多。

张已明言朱庆澜应当离粤，一是与陆荣廷合作的需要，二是粤人自治的时代要求，甚至连继任者也想好为胡汉民或陈炯明。张继籍贯河北沧州，民党由其说出粤人治粤的话，不外乎避嫌，以示公正。

8月26日，朱庆澜宴请各界代表。据闻陈炳焜、孙中山与财政厅长田承斌事先有约，未能出席宴会，巧妙避开就朱之辞职问题公开表态。席间朱发表演说，宣布向省议会辞去省长，“兹幸海军倡议，率舰东来，国会非常召集，经已开会，大局转机，拭目可侯。自惭弩钝，无补时艰，何敢恋栈以塞贤路”。朱还强调“卸任之后决不赴桂任用，以符自主之旨，特用声明”。在场的陈炯明、李烈钧、程璧光、吴景濂、方声涛、谢己原等人纷纷出言挽留。其中李烈钧的讲话甚可留意：“虽有曰：广东人之广东或广西人之广东，或云南人之广东，此无谓之言也，其实中国人之广东。现在各省热心救国之士多聚于广东，子桥省长安可辞职而去乎！”方声涛也说：“以事实上之关系而论，若省长忽然辞职，岂非表示因属北洋派而不能见容于广东乎！”两位滇系要人的发言，显然也感受到粤人自治的政治氛围，为朱庆澜抱不平。但朱氏未接受挽留，于次晨六时乘车赴香港，9月3日前便已离港赴沪。

朱庆澜向省议会辞职的方式，表现粤省“自主”，具有法理上的深意。报纸引述某要人之言：“若朱去省长职，其令免及委任新省长之权将操之谁人，此为法律上一大难题。以云督军，既无任免省长特权，则不能不听令大总统。但大总统任免省长，亦须经国务总理副署，其命令始生效力。然既否认非法之现内阁，则断无受其副署之命令，是大总统之任免令亦无所自出。此朱氏因求适法之去留，所不能率然离职，而以保持广东现局治安为唯一之责任及决心。”故这种公开辞职的方式应是深思熟虑过的。

朱庆澜离粤以前，有宣言书及留别粤中父老文各一件，均由吴宗慈属稿。辞职事前（8月26日早晨），朱尝与吴商议，吴表赞成。吴宗慈在日记中分析：“盖朱不去，陆不来；朱留，反碍护法讨逆之进行。既不愿留，故赞其去。朱初聘余任顾问，今赞其去，殆所谓一顾而不复问。渠署中人不赞成辞职者居多数，则用意当有别耳。”可见吴与朱的关系不深，因联络陆荣廷之故而赞成朱氏辞职。其代朱起草的告别粤省父老书也反映了这种心态：“吾粤父老子弟得免久罹兵革，此岑、陆二公德威所致，大有造于粤者，庆澜周旋其间，得免陨越。”又起草致陆荣廷电文，敦促“我公启节东来，主持帷幄”。吴之意图不外乎借此推动孙中山、陆荣廷合作。朱庆澜同意发表，乃是着眼大局，不无玉成粤桂各派势力联合护法之意。

广东政务厅长杨嘉绅申述朱庆澜辞职原委，函见《申报》，当是出于朱氏之授意。

凡平口往来粤桂之间者，均谓朱省长一日不去粤，则西南大局一日不能进步，是朱省长在粤恋栈一日，即系对于大局阻碍一日；朱省长能决然早去一日，则大局早能进步一日。众喙纷腾，无足深辩，惟似此疑谤交集，就令勉强支持，亦无事可办，此朱省长所以于今晨决然去粤之原因也。

朱庆澜为护法大局而下台，即有舆论为之鸣不平。上海杂志《兴华》“时评”指出：“朱省长虽惬于人民，洽于各界，而以陈督之故，不能不去。”香港《华字日报》则以“朱氏辞职极为美举”，并赞扬其在粤政绩：“省中政事颠倒不堪，屡赖朱氏调治整理，政绩昭著。自龙济光乱后，省中元气得以复原者，惟彼一人之力也。自莅任以还，各业皆兴，学务尤其发达，真邦国之柱石也。”

令人意外的是，朱庆澜对陈炳焜心存恶感，不顾礼节，竟不辞而别。陈炳焜闻此急派警察厅长魏邦平前往车站拦截未果。陈随即宣布，“本日省长离粤，有类私人行动，于大局治安毫无关系，所有本省秩序仍由本督军完全负责”。后又诡称朱氏携去省长印信，“似属有心扰乱治安”，宣布一切文牍皆以督军印信方为有效。继又逼迫政务厅长杨嘉绅交出省长印信。陈炳焜之逼人太甚，导致各派系的反感，加以受制于粤人治粤的思潮，至11月亦被迫辞职而去。

朱庆澜走后，孙、陆合作并未如愿实现。粤人自治大致为粤桂双方赞同，但桂系已视粤为禁脔，不可能放手让民党掌粤民政。继任省长一事顿成焦点。

8月28日，广东省议会投票选举胡汉民为省长。海军、在粤滇军、警卫军以及粤省各军官，发电祝贺胡氏获选广东省省长，并请其从速就职。唯督军陈炳焜甚为反对，主张时任肇阳罗镇守使的粤人李耀汉继任省长，以抵制民党势力。

此时桂籍国会议员邓家彦发电攻击胡汉民“盘桓武鸣，与其左右赌博，虚糜公款，以遂其逢迎之私”，还言及胡继任粤省长与孙中山之护法理念不合：

中山先生痛国会非法解散，觅净上于西南，卒以粤省召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而议员来意在一国不在一省，在约法不在省长。若粤人师孟罗主义而达其旨，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则滇饷纷纠不难再见。勇夫裹足，志士灰心，殊非中山先生本意矣。

其说不无见地。孙的理想在不分南北、党派，统一在己之领导下护法。据日本共同通信社消息，孙氏初时欲组织之新政府成员如下：国务总理陆荣廷、陆军总长朱庆澜、海军总长程璧光、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司法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胡汉民、农商总长张謇。故孙中山命朱执信与李耀汉密商，令胡汉民向省议会辞省长职，并荐李耀汉自代。胡汉民辞职后，避往香港。孙中山对此表示：“此来为救国护法，非代人争省长，吾侪之目的在讨贼，苟能始终贯彻其讨贼目的者，皆吾粤人所愿爱戴者。汉民之避港，即汉民之识得大义处，故吾甚赞许之。”此番继任省长之曲折，上海《时报》的分析似最近真：桂系最初本属意胡汉民长粤，“盖当朱庆澜与陈炳焜相轧至剧烈时，桂系急于去朱，思得粤人为助，而环顾粤人中之有继任资格者，以胡为感情最洽”。后因邓家彦发电攻击，胡颇疑别有授意，而陈炳焜、李耀汉交涉成熟，故而李氏上台。

遗憾的是，孙中山压制党内自治派，让出省长职位，仍未能促成与桂系的有效合作。实则桂系为地域性的军事集团，势力锁定两广，出兵湖南抗北亦为守护两广地盘。此既与粤省民党自治的利益不合，又与孙中山的护法理想有异。双方性质完全不同，只能根据政治形势相互利用。吊诡的是，朱庆澜固然能配合孙中山的护法计划，政治理想也较为一致，却又未能破除粤桂要人南北、省籍之地域见解，最终只能挂冠而去。可见护法运动的政治操作极其复杂，既不能以法理作衡量，亦无法以政见为依据，而是时、地、人多元因素制约下的历史选择。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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