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家中的长子，我与一个弟弟随父亲下放到乡村，母亲则与另一个弟弟留在城中。

在乡村，我边读高中边劳动，几乎所有的水田农活我都会干。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在种植双季稻的时节，正值8月上旬，天气酷热，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经常搞到天黑，肚子饿，蚊子叮，浑身晒得紫红紫红。那时的清凉饮料是井水，放点糖精就是“雪碧”了。

1973年，在农村读完高中后，我家返回城里。热爱文学的我本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却未曾想到被分配到了当地卫生局组织的中医学徒班，开始给老中医抄方，从此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

黄煌（前排中）出诊带教中

黄煌：十一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原副主委

恩师指明方向

那时，我对中医一窍不通。儿时中药房里传出煮药的味道，橱窗里摆放的盘蛇、乌龟板、甲鱼壳，还有在树林中捡知了壳串成串卖给药房的经历，几乎是我对中医的全部印象。对中医懵懵懂懂的我，就这样走进了当地卫生院。

“小黄，你来听听这个病人的心脏 ”“小黄，你来摸摸这个脉有什么不同？”……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当地名医叶秉仁先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

当时的我对中医充满着好奇和新鲜感，什么都想学。我对中草药也有所涉猎，如用马兰根、野菊花治疗感冒，用马齿苋、地锦草治疗肠炎、痢疾，用鱼腥草、金荞麦治疗肺部感染等；同时，摘抄了不少中草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报道，并用于临床。那时我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用谷芽、麦芽、山楂、陈皮等。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满意的成果是“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这对我形成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我还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系统的中医学教育成为职业转折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可迷茫的感觉却一直萦绕着我，因为当时的学徒班并不规范，尽管我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花了很多的心血读书，但是对中医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临床的疗效也不高。

转折发生于1979年，我以学徒同等学历的身份考上了当时的南京中医学院（如今的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研究生。从此，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医籍，也有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我选择的专业是中医各家学说，主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学术流派、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这些无不需要广泛的阅读与积累。

读书是苦的，但我决心下功夫。花了很多时间，我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做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到1980年的下半年，无论是我看过的书还是鼻梁上的镜片都厚了许多，连蘸水钢笔的笔尖也被我写秃了十几个。

学术探索期继续耕耘经方

如果没有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的资历，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医家，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个经历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要读书，读万卷书。毕业后留校的我，一边坐诊一边继续在经方的路上耕耘。

1984年，首届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在南京举办，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成为与会专家的主要研讨内容。我是会议筹备者之一，但我却在参加这一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那时，我的研究，一个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发展的思路，另一个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医。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标准和规范，否则就无所谓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了不少有关徐灵胎的专题论文，加深了对徐灵胎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医学的认识。同时期，我接触到了富士川游先生撰写的《日本医学史》，书上介绍日本古方派的梗概。在南京医学院图书馆，我又读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先生的《药征》。1989年秋天，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的一年时间里，我有机会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细野八郎接触，向他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日本汉方的诊疗思想和技术。在日本进修，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时期是我学术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医学渐渐有了粗浅的轮廓。当时我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除了读医案以外，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历代注家的著作。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的书也给我很大启发。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学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破解“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束缚

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我在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

1995年，我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1994年省政府认定的113位名中医进行了一次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关键是抓住名医们常用的药物和方剂，每人限定5张方和5味药，问卷抓住用药的指征和应用范围、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禁忌证、体会等，非常实用。我的目的是探讨各个名医眼中的药证和方证。紧接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交给我对全国名中医进行调查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全国的名老中医进行统一、系统的问卷调查，是对老中医经验所做的一次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个任务我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辑了130万字的大型著作《方药传真》。

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方方证与经典药证的研究。但经方仍未受到重视，很多人依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不想用经方。2004年，为了普及经方，让经方惠及更多民众，我在所带博士生的建议下建立了“黄煌经方沙龙”网，即便刚开始页面还很简单，这个网站很快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发帖量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已达到34万。时至今日，打开网站，仍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各类经方方证、经方药证、经方制剂。

如今，我的工作还是在做经方医学的推广。我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张仲景药证》。要学好中医，必须要当“神农”。我一开始讲甘草，就让同学们亲自尝一尝甘草的味道。尝药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药是我们的祖先亲口尝出来的；第二，要打破学生们眼里“中药是苦的”误区，中药也有甜的。选修的学生有医疗系的，有医管的，也有护理及口腔医学专业的。有些同学在后来的体会中说，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把选修课当成必修课来上的感觉。第二个学期这门课人数爆满，第三学期选课达到500人。除了开课之外，我也到各地进行演讲，主题大抵是中医学魅力、经方药证应用之类。

学中医近50年，我苦读医书，大浪淘沙中发现经方“真经”，将“经方梦”一步步变为现实。不过，我的梦想还在继续——将民族文化瑰宝经方推向世界，这也是我矢志不渝奋斗目标。

原文刊登于2022年9月21日《 人民政协报 》 第 6 版健康周刊

口述：黄煌（十一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原副主委）

整理/本报记者：陈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