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纳：他是巴基斯坦“国父”，却至死未看到巴基斯坦独立

作为南亚次大陆第二重要的新国家的主要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是一系列矛盾的混合体：被公认为全印度穆斯林的领袖，但不懂乌尔都语；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国大党成员，随后却与昔日的同志断然决裂；一贯反对内战，然而又把暴力行动作为迫使英国同意印巴分治的手段。

通过创建独立的巴基斯坦国，他避免了一个族群对立尖锐、在长期混乱和仇杀中走向崩溃的“大印度联邦”的出现；但印巴两国依旧陷于经久不休的边境冲突、军备竞赛和间歇性爆发的“热战”当中，至今未息。

真纳最终病逝于1948年9月11日，没来得及看到巴基斯坦自治领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授予他“伟大领袖”（Quaid-i-Azam）和“国父”（Baba-i-Qaum）的尊号，他的生日成为国定假日，画像被印在巴基斯坦卢比纸币正面。离世近70年后，这位大人物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乃至生前言论依然在影响着巴基斯坦的现实政局：这或许是真纳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结局。

“穆盟”异军突起

穆斯林问题成为英属印度政治治理中的突出矛盾，始于1858年伦敦下令废黜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在这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旧君主被流放之后，殖民地当局决定在经济和政治上全面扶持人数更多、顺从程度更高的印度教徒。由此诞生了南亚最初的中产阶层，继而形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本地精英集团。

明托法案颁行之后，这个集团的成员凭借丰厚的资财，成为各省立法会议员，开始从事相对温和的合法抗争。而为印度教精英充当雇农的贫穷穆斯林大众既缺乏积蓄，又无缘高等教育，在向殖民者争取政治空间时的处境自是远为不利。

真纳最初的政治活动，便是以国大党成员和穆斯林联盟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在穆斯林精英和国大党领导层之间进行串联，宣传枪口一致对外。1916年，在真纳被选举为“穆盟”主席之后不久，国大党和“穆盟”在勒克瑙缔结了政治协定，承诺联手投入追求自治权利的斗争，并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省一级立法会的席位。

在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属印度，穆斯林信众的人数仅占整个殖民地人口的大约1/4，而印度教徒的人数是其2.5倍以上，财富和国际影响力更是远远过之。因此从一开始起，在“穆盟”争取自治的呼吁中就存在一种担忧：一旦自治得以实现，印度教徒将凭借其人口和经济优势，成为新的压迫者，穆斯林则将再度沦为牺牲品。

有鉴于此，真纳及其伙伴、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决心在白厅和国大党之间制造人为的平衡：他们反对甘地用印度教教义动员贱民阶层的计划，亦不赞成过早追求彻底独立，以争取伦敦方面的渐进式让步。

而一旦自治得以实现，他们将坚决抵制按照现有的省界划分进行议会选举，而要求将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西北边境省、俾路支斯坦、旁遮普和信德组合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实现与印度教多数地区的平起平坐。在这种考虑之下，真纳与甘地、特别是尼赫鲁的分歧逐渐扩大，最终造成了“穆盟”与国大党的彻底决裂。

平心而论，“穆盟”方面的要求并非蛮不讲理：在印度教人口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对穆斯林代表采取一定程度的优待和让步，才能打消两大族群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怀疑，保留团结一致争取自治的可能性。而穆斯林群体在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的努力，也使真纳期待甘地和尼赫鲁能做出回报。

但现实却令他极度失望：从1930年到1932年，以白厅派自由党议员约翰·西蒙代表团提交的“尼赫鲁方案”和“真纳十四点”为基础，白厅组织国大党和“穆盟”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三轮圆桌会谈，却未能达成任何一致。真纳维持团结的努力，至此宣告彻底失败。与此同时，留在印度的“穆盟”政治家当中，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设想正在迅速成型。

通往分治之路

公允论之，尽管真纳历来被尊为“巴基斯坦国之父”，但他在巴基斯坦独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与甘地或尼赫鲁都不相同。扮演穆斯林族群的甘地和尼赫鲁角色的是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Muhammad Iqbal）。正是伊克巴尔最早将8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后的印度河谷地共同体命名为“巴基斯坦”，并以之作为全印度穆斯林争取自治的具体地理边界。

1934年，在得到伊克巴尔健康状况恶化、已经无法长期开会和工作（最终于4年后病逝）的消息之后，真纳返回孟买，重新接过了巴基斯坦自治运动的领导权。1935年8月，白厅正式公布了《印度政府法案》，宣布将在印度全面实行联邦制。总督以及两院制的中央议会仅掌握外交、军事和预算表决权，在地方各省（不含土邦国）通过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并组建向议会负责的自治政府，以实现立法和行政权力的下放。

在11个地方省的总共1585个议席中，有864个系通过无选区的公众投票产生，其余则事先划定了选区，这主要是为了照顾西北地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穆斯林。实际上，这也是真纳所能接受的印度自治的底线。

然而国大党再度令“穆盟”失望了。与真纳希望在省级政府的数量上维持相对平衡的意图不同，尼赫鲁和鲍斯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全盘通吃的决心。国大党在1936年冬天举行的第一届省议会选举中发动了全面攻势，不仅在不设选区的省份鼓励支持者广泛投票，在西北四省也有针对性地组织选民冲击“穆盟”的优势选区。

结果，国大党不仅在1585个议席中拿下707席，而且在每一个省都占据了相对多数；“穆盟”虽然取得106席、成为全国第二大党，但在所有省份都未能获得组阁权。对真纳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昔日曾在与“穆盟”的合作中获利颇丰的国大党，现在却不愿让出哪怕一分一毫的权力。即使只是作为预防性举措，也必须将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作为既定目标。

1939年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令“穆盟”、国大党和白厅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9月4日，印度副王林利斯戈勋爵向甘地和真纳通报了印度将追随英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并决定在战争期间暂停关于增加自治权利的谈判。两党领袖的反应截然不同：甘地当即对参战的决定表示了抵触，并宣称印度要求立即获得彻底独立、从而置身于欧洲大战之外。而真纳流露出了有限度的合作意向，条件是战后必须允许巴基斯坦作为独立的分治地区存在。

进入1941年底，随着日本对英国宣战，印度由战略后方正式变成了最前线。而白厅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感情倾斜，也在大战中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由于国大党继续抵制任何性质的战争，英印警察在1941—1942年一度逮捕了超过2万名甘地的信徒，而印度教徒的暴动又造成了超过100万英镑的经济破坏。

相比之下，真纳和“穆盟”尽管对军事事务甚少插手，但一直在协助林利斯戈勋爵维持地方省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这使得伦敦逐渐生出了一种补偿心理：在未来的自治方案中，必须给予“穆盟”以更大空间。

“蒙巴顿方案”

对真纳来说，他的耐心已经逐渐耗尽。倘若不能确保巴基斯坦作为独立的分治地区的地位，“穆盟”将永远只能作为国大党的陪衬而存在。1946年8月16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加尔各答的“穆盟”秘书处宣布发起“直接行动”，以游行、集会和罢工对劳伦斯—克里斯普方案做出抗议。由于当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数量大致相等，集会很快发展为骚乱和教派仇杀进入秋天，骚乱逐步蔓延到孟买、卡拉奇、旁遮普省和孟加拉邦东部。

为了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减少英国的负面责任，白厅于1946年12月提名乔治六世的表弟、前东南亚盟军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新任印度副王，要求他在1948年8月底前安排印度实现彻底独立，同时撤出全部英国官员和军队。

和讲究程序正当的内阁使团不同，蒙巴顿从一开始起就决定将甘地、尼赫鲁和真纳三位关键人物作为谈判对象，尽可能简洁地处理主要矛盾。

真纳随即公布了自己的底线要求，将西北边境、旁遮普、信德、孟加拉和阿萨姆5省划入独立的巴基斯坦自治领；蒙巴顿要求附加一项当地民众的公投表决，获得了“穆盟”的首肯。至于各土邦国，尤其是由穆斯林领主统治的海德拉巴，则获准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

6月3日晚，印巴分治方案——即习称的“蒙巴顿方案”——正式对外公布，随后由印度制宪会议全体表决通过。

8月14日，分治的准备工作提前一天结束。当天上午，真纳和蒙巴顿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出席了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的成立仪式，真纳同时当选为拥有3750万人口的巴基斯坦自治领的第一任总督。同一天下午，印度斯坦自治领也在新德里宣告诞生。午夜之前，镶嵌有“印度之星”纹章的米字旗从新德里的副王宫前缓缓降下，不列颠帝国在南亚次大陆超过300年的统治史至此画上了句号。

1948年9月12日，真纳的国葬典礼在卡拉奇举行。超过100万巴基斯坦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印度自治领也宣布暂停外事活动一天以示哀悼。或许，老对手尼赫鲁的一番评价可以最好地概括这位矛盾人物的一生：

“过去几十年里，我常常对他抱有极度的不满。然而如今再想起他，怨恨之情早已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哀痛。他坚持不懈地推进自己的诉求，最终达成了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获得的一切与他最终设想的又是多么不同！”